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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5日消息,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分布调查显示,约一半农民工不想进城,66.1%的农民工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就回乡。而去年四川省统计局对成都、自贡、绵阳等9个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调查后发现,半数以上进城务工人员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不想再回农村的比例仅为14.8%,有53.8%的明确表示不愿转户口、目前只是暂时待在城里,还有31.4%的持观望态度,视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定。
据四川省统计局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如果转为城镇人口,您是否愿意用农村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权换取同等价值的城市产权住房”,受访者态度不一,分歧明显,愿意者、不愿意者和犹豫难定者各占1/3左右,不愿意者占比略高,达35.3%,在愿意者中还有32.2%的或愿用宅基地或愿用土地承包权换取城市住房,总体看,受访者对用农村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权换取城市住房态度较为保守谨慎。
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俊波从3个层面分析了进城农民工不愿“农转非”的问题。
一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农民工不愿“农转非”是从“成本——收益”角度出发的理性选择。这种成本收益比较是从净收入的角度来看的。将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以后,在城市就业所得到的工资总收入减去城市里面购房、安家、生活的系列成本,才是农民工成为“城市人”以后的净收入;同时,成为“城市人”要不要放弃农村的各种权益?如果必须放弃的话,那么放弃的各种权益就成为“农转非”的机会成本。要让农民工安心“农转非”,就必须满足:首先,成为城市人以后的净收入必须为正;其次,在城市的净收入必须大于放弃的农村相关权益。如果这种条件不能满足,那么他们不愿意“农转非”就是正常现象。
二是安全层面的问题:现有的公共服务水平无法为农民工“农转非”提供足够的好。除了个别试点地区外,目前农村人口实行的还是家庭好。对于农民工来说,土地是家庭好的重要基础,也是较后的防火堤。在没有被纳入社会好体系的前提下,农民工是不敢贸然“农转非”的。
三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农民工群体正在逐渐分化,部分农民工存在社会融入障碍。年龄大的农民工群体,出于社会习俗、生活习惯等,很难是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教育、经历等原因,可能对城市生活已经习惯了,反而难以再适应农村生活。
对农民工不愿“农转非”的现象应该正确看待,这是正常现象。因为,我们需要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人口的城镇化。对于部分农民工来说,他们不愿意“农转非”,可能是目前还不具备成为城市人口的条件,也可能是他们还没有做好市民化的准备。我们不应该拔苗助长,强行推动这部分人群市民化。他建议,首先,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社会好体系,改变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家庭好的局面,让农民工能够放心“市民化”。其次,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各种成本。一是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稳定农民工群体对农村权益的预期,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机会成本。二是进一步完善城市住房制度,放宽对农民工群体的购房限制,加大好房的建设力度,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各类好房体系之内,真正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成本。(信息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